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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里路云和月 李颖超
[来源:本站 | 作者:原创 | 日期:2018年11月30日 | 浏览52 次] 【  】 

八千里路云和月
李颖超

      编者按:赶大营,从渤海之滨的杨柳青到新疆的天山大漠,比闯关东更难,比走西口更险。大营客们历尽艰难险阻创造了杨柳青人赶大营的伟大壮举,辉煌展示了天津历史的津商精神。杨柳青人把内地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带进新疆,史称“百艺进疆”。他们以勤劳、勇敢、善良、诚信的美德赢得了各民族同胞的信任与友谊,更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作出了重要贡献。赶大营是一曲爱国主义民族大团结的乐章,更是杨柳青最具浪漫色彩和悲壮色彩的生动传奇。大营客后裔在新疆的工作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根,深植于心,年轮更迭,枝繁叶茂。这种力量撼动人心,这种情愫婉转旖旎,连接起天津与新疆的乡愁。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之门,走近这段充满家国情怀的历史吧。

作者简介:

      李颖超:20世纪70年代出生于新疆伊犁,杨柳青赶大营后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人民出版社编审。已出版《风过留痕》《新疆津帮》《赶大营》等小说和散文、剧本十二部。作品收入多个年度选本,获首届西部文学奖。鲁迅文学院十八届高研班学员。现居乌鲁木齐。

八千里路云和月
李颖超

      我出生在新疆伊犁。那里被称为塞外江南、花城、阿力麻里(苹果城),那里有一条著名的街道——汉人街。汉人街是伊犁最有特色,也是最热闹的巴扎。因曾是天津杨柳青商人最多的居住区而得名。而今却被不知情的游客誉为伊犁三大怪之一:汉人街上没汉人。其实,汉人街还有最后一户汉族人,我的小伯伯李世勇一家。
      我从小最熟悉的地方就是汉人街,上学时,总是很羡慕一到寒暑假便能跟着父母亲回老家的孩子。为什么我没有老家呢?虽然从小到大,籍贯一栏中填的都是天津,可是,一个从来没有去过、没有亲人的地方算是老家吗?
      我们这个家族的根扎在哪里呢?
      在新疆出生,在新疆成长,在新疆生活,但我至今没有完全读懂她。对这片土地的情感是烙在骨子里的,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述清楚。而同时,那个被称之为老家、祖籍的地方,那个叫杨柳青的地方,用一种神奇的力量牵引着我,犹如风筝线的一端,轻轻一拽,呼啦啦铁马冰河般,串起了家国、血脉及我们整个家族的主脉——左宗棠、收复新疆、津帮、赶大营、大十字、汉人街……这些词如一幅长卷,使我透过漫漫历史的蒙蒙烟雨,看到了祖辈们肩挑小篓跟随清军收复新疆的身影。
      爷爷的祖父是随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大军步行进疆的。同治六年(1867年),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宣布脱离清廷。俄国趁机占据了伊犁。危难之际,年过花甲的左宗棠领命钦差大臣,于光绪元年(1875年)率清军西征,一举击溃盘踞新疆多年的阿古柏,收复了新疆,继而配合朝廷在莫斯科的外交斗争,从沙皇治下夺回了伊犁主权。在此期间,清廷因为数万大军的后勤补给深感忧虑。被贫困生活逼迫的杨柳青人肩挑货郎担,跟随左宗棠的进疆大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艰难历程。这些杨柳青人因经常追随部队大营不断迁移,且处于西北边陲,因此被称之为“赶西大营”,简称“赶大营”。
      不提那一百五十三站用脚板量过来的路程,不提那些枪林弹雨,也不提那吃过的千辛万苦,重要的是,爷爷的祖父在1884年新疆建省后,还活着。1900年,津帮已是“三千货郎满天山”。高祖父把合家男丁全部召进了新疆。爷爷的父亲,我的曾祖父落脚绥定县(今霍城),先是在饭馆帮厨,专门擀饺子皮。那个年代擀饺子皮可是技术活,两根枣木小棍不仅要敲出繁杂的声点以招揽顾客,还要利索地擀出中间厚四边薄的饺子皮。高祖父则做了一手漂亮的木工活,名气渐长后,便承揽了南岔子娘娘庙对面赌房的“乌木牌”制作。那乌木牌长十厘米,宽两厘米,一面雕有梅花雕饰,一面刻有“吉庆有余”四个字。是当时赌房用作赌资的唯一信物。
      生活安定后,高祖父派儿子回杨柳青,把留守在老家的女眷们接到新疆。女眷们的新疆之行比起曾祖父那可是天上地下了,她们一行是转道张家口乘沙俄远东火车进疆的。1918年,高祖父因病去世,这个尝尽人世辛酸的汉子,没有看到十年以后,李家在伊宁街头竖起了自家的 “久昌号”。
      爷爷是李氏“俊”字辈,名为李俊树。九岁入私塾,当时“久昌号”生意兴隆。曾祖母常常将街头流浪的孤儿领回家,如同自己孙儿一样抚养长大的有四人,其中一人考上了大学。她还将大杂院里无事可做的八个年轻人召集起来,除管吃穿住之外,还找了师傅教他们做鞋的手艺。生意逐渐兴旺,曾祖母又在公庆和烧房后面租赁了一套住宅作为鞋铺。爷爷中学毕业后,由父母做主,与同乡侯家结成换亲。爷爷与侯家二女儿完婚,侯家长子则与爷爷的小妹结为连理。换亲一般都是家境相当的人家,其实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
      奶奶初进门的几年中,日子过得很富庶。童年的大大(父亲的大哥)、二大大(父亲的二哥)冬天穿着翻毛大衣,戴着雪白的长护耳帽,出门乘马拉爬犁,去苏联侨协种牛痘。夏天穿进口毛料背带式短西裤,脚蹬小皮鞋。家中一日三餐很是丰盛,早上必有牛奶、大米稀饭。房间桌下摆放着一排苏联罐头,五颜六色的,掀开盖子各式点心随意挑选,有槽子糕、芙蓉糕、绿豆糕、苏联疙瘩白糖、铁盒酸糖等。
      殷实的日子结束于1944年深秋。当时社会动荡,烧杀抢掠之事时有发生。不少百姓躲在家里,从门缝往外看街上的动静。一家人平时都到后滩的泉眼里挑水吃,那会儿只能趁黑夜开院门提小渠沟的水吃。面粉、大米靠回族朋友麻麻孜半夜偷偷送进院内。一个大院里藏了三十余口老少外,还有街坊及收留的徒工,人数到了五十多人,连鸡舍、狗窝、卷席、茅厕及屋顶夹板都成了藏身之所。白天,天津商会杨会长带领救援团到各家安抚和募捐,筹款目的是成立民间保安分所。曾祖母毫不犹豫地捐了两枚金戒指和一条和田地毯。听到惠远城的大哥李俊元全家蒙难、不少人家持节拒辱集体自焚的消息后,爷爷舍了商号,扔下所有的家产,举家逃命。
      一家人乘坐一种叫“大道奇”的私人商车在寒冬腊月被逼远行。路况太差,日行仅几十公里。遇到过河时,由于冰层滑,还要将被褥铺在冰面上,待车过去大家再捆好行李上车继续前行。七百公里的路程,一家人走了近一个月。逃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时,手头已相当拮据,只能租住在大杂院里,伙食也仅有棒子面了。
      从一无所有到“久昌号”,几代人的努力和富裕的生活瞬间成了过眼烟云。爷爷重新干起“跑街”行当,每天与布匹、茶叶、银圆、买主、卖主打交道,奶奶白天操持家务,晚上缝缝补补。她总是想法让孩子们先吃饱,自己饿着肚子,加上营养不良患上了肺痨。幸亏在旧相识的介绍下,爷爷在育才小学担任训导主任,家也从大杂院搬到了小学的院内。有了固定收入,日子安稳了许多。奶奶的心情好了,身体也恢复了。闲暇时,还兴致勃勃地带着孩子们去天山大厦看电影。父亲记得,什么《赵匡胤千里送京娘》《刁刘氏》《孽海花》《渔光曲》《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秦香莲》《拷红》等都是奶奶那时候带他们看的。
      新疆和平解放后,爷爷选在春暖花开之际带全家返回伊犁,在爷爷眼中,伊犁才是真正的家。他将“跑街”辛苦攒下的钱租了一所大院子。院里的作坊很大,招募了十几位鞋匠,添置了几架缝纫机。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开始减租反霸了,到三反五反时,小商小贩被集中在一起参加学习,爷爷也在其中。他敏感地意识到——生意不能做了。干脆远离是非,全家迁到了农村。半生坎坷的爷爷此时觉得只有土地是最踏实的。他用开皮鞋铺挣的辛苦钱在汉宾乡买了五百亩地后,一心一意当起了农民。日子只有出项没有进项,一天天困顿起来。积蓄没了,生活来源断了,爷爷只好申请工作。市文教局安排爷爷在伊宁市一小当了代课老师,可微薄的收入终是难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最重要的,是爷爷忘不了他的“久昌号”,于是辞职到特克斯县开了一家京货铺,专营白酒及杂货。他想再次从小做大。
      前院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着,后院炕上白白胖胖的主妇在穿针引线,锅里蒸着喧腾腾的大白馒头……这是他曾经的“久昌号”,这是他梦里常常出现的场景。
      1955年5月,特克斯县文教科派人找到爷爷,请他出山筹办县立小学。爷爷走马上任后全身心投入其中,亲自选校址地皮八亩、房屋五间,调入教师两名,招收了两个班的学生,其中就有县委干部杜力志的长子杜均生。
      这一年春节,家里买了一头牛,请人收拾好就挂在院内小木屋里,由奶奶卤肉、炖肉、炸丸子,忙得不亦乐乎。我的父亲和姑姑叔伯们也都穿上了新衣。日子红火了,爷爷便又将一家人迁回了伊宁市。
      回去没多久,曾祖母去世。爷爷亲选棺木上漆七遍,并请人主持佛事,在大院内摆满桌椅茶具诵经开宴三日。出殡时,李氏族亲三十余口披麻戴孝,长孙扬幡开道,其后是十六人抬架的寿材、纸牛、童男玉女,大营客们分乘三辆马车随后,诵经奏乐班一路吹打,出殡队伍一百多号人浩浩荡荡至八省颐园。
      曾祖母的离去也促成了大家庭的分离。三兄弟分家后,爷爷到伊宁市第十四小学任教务主任。
      曾祖母办丧事,奶奶最不能偷闲,本就没有除根的病体再也支撑不动了。为了给她一个舒适的养病环境,爷爷花六百元买下了伊宁市四中对面的一处两亩地的庭院,与一片菜园子仅一墙之隔。这里树木葱茏、鸟语花香,爷爷希望,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家中,奶奶会舍不得走。
      天不遂人愿,最困难的日子到来了。家家都吃不饱饭。奶奶教给管家的四伯伯一套治家方针:粮油肉糖开支是死数,酱盐调料开支有定数,布匹棉花开支有概数,其他开支全卡住。所有孩子一日三餐只半饱,家里有几块发糕、几个饼子、剩多少细粮、多少杂粮,油瓶子界面还有多高……四伯伯心里一本账。每顿饭奶奶都不吃,孩子们吃完后,剩下的汤汤水水她凑合了事。
      眼看冬季来临,十几岁的父亲忍饥挨饿拉着人力车去煤矿拉煤。天寒地冻,腹空力弱的父亲往返四十公里,硬是给家里拉了满满的一车煤。上小学的大姑姑一放学,就带着两岁的小姑姑拿个破盆站在巷口等各户牛群回家。只要一瞧见哪头牛撅尾巴,就赶快把盆接过去,牛粪便一点不浪费地到了盆里。端回院的牛粪掺些黄土和煤末,就可以拓成煤砖或煤球,冬天取暖再好不过了。
      一家人苦苦挨日子,贤惠勤劳的奶奶挨不住了,年仅四十岁便撒手而去。从十六岁嫁到夫家,她便是家中最早起床,最晚睡觉的那个人,上有老下有小,柴米油盐酱醋茶都需精打细算,家里家外还得承受那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老照片上的她,卷发披肩,黛眉大眼、修长的身材夏着旗袍、冬着双排扣呢子大衣,比得上那个时代上海滩的名媛。家道衰落,脱下旗袍,裹着粗布衣袄的她依然笑吟吟地唱着流行歌曲,做饭、做鞋、拉扯七个孩子,真正是上得厅堂入得厨房,她的天就是丈夫和孩子。
      同她一样换亲到侯家的小姑子,爷爷的妹妹,我们的老姑奶奶,十几岁嫁到夫家,也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给十几口人做早饭,同样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她却不甘心,想方设法参加扫盲班、识字班。夫家各种管制,没有用,只要打不死,她就要学习。最终,她如愿以偿进了银行当职员。只生了一个女孩后就坚决不生了,任何人都改变不了她的心意。她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活到自己认为最好、最开心。七十岁的时候穿着连衣裙跳着华尔兹可以从舞场的一头跳到另一头。她不是那个年代的好媳妇,我奶奶是。她比我奶奶多活了四十多年,无拘无束。奶奶博了个好名声,活在爷爷和孩子们心中。
      曾经沧海难为水,爷爷一生再未娶妻。
      “文革”时,有一天伊宁市四中的红卫兵闯进院里破四旧,在各屋翻腾了一遍走了。爷爷吓得吃不下饭,在屋里坐了整整一夜后,天蒙蒙亮时,他把埋在果树下的装有李氏族谱和汉宾乡五百亩地契的陶罐挖了出来。那家谱是祖上传下来的,上有近十代的祖宗讳号,还有一张挂图是精心装裱的,李氏族亲的排位井然有序,从上至下如金字塔般一目了然。那地契是伊宁市汉宾乡政府出具的凭证,上面盖有乡政府的大红方印。
      爷爷久久地抚摸着族谱和地契,老泪纵流。他颤抖着划了一根又一根的火柴,父亲和叔伯们眼睁睁地看着爷爷将盖有汉宾乡政府大红方印的五百亩地契及李氏宗亲的族谱一股脑儿全烧了。
      从那儿以后,爷爷一生再未提起过“久昌号”“地契”“族谱”这几个词。
      2015年,九十六岁的爷爷在睡梦中走了,无病无灾,宁静安详。不收礼金、不许哭泣、子孙佩戴红花迎宾,爷爷的睿智几人能及?想必当年的那一烧,这世上再没有他放不下的东西了。因为是喜丧,根据风俗,爷爷的棺木是要盖红绸的,据说盖棺的红绸谁得了便会长寿。于是,长子过棺(过关)后,那块红绸子硬是被众人撕成条抢光。爷爷用过的寿碗不够分,堂弟专程去商场买了两纸箱瓷碗做为送宾客的寿碗,也被众亲友一抢而光。所有人都想沾点爷爷的福寿。毕竟一个人要活得有尊严,死得有尊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对疾病缠身者来说,岁月更像漫长的侮辱。
      爷爷走了,一起带走的还有我们心中的那个汉人街。
      永远忘不了汉人街上的那座庭院,那是我童年的乐园。那时的汉人街分为南岔子和北岔子,图书馆、电影院、饭店、天津糕点房、诊所药房、杂耍地儿、娘娘庙、学校……都在汉人街东南方的南岔子,北岔子基本上是津商住宅区。爷爷家偌大的院落里,四周是齐刷刷的白杨树,一条小渠从院中经过,水渠边上是几棵樱桃树。从小到大,我和弟妹及叔伯家的孩子们,熟悉各种水果,都是从爷爷家的庭院开始的。春天过了,爬杏树、摘桑葚。那又大又黑的桑葚常吃的我们满嘴乌紫,满手乌紫。然后,举着小手互相追逐、打闹。从五月份开始,樱桃、李子、桃子、海棠果就相继成熟了。夏天,坐在树下,冷不丁的就会有落下的果子砸在肩上。
      爷爷家的左邻右舍大多是维吾尔族人。而爷爷、伯伯及姑姑们全都能讲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夜色里,总能听见他们和维吾尔族邻居欢快的笑声。邻居们都很喜欢爷爷,谁家做饭缺个西红柿、大葱的,一敲门打个招呼就径自朝地里去摘了。而她们每回打馕,第一坑的热馕总也想着给爷爷送来尝尝。每到过年,从初一开始,陆陆续续的,大人、小巴郎都会来给爷爷拜年。
      我最要好的伙伴叫穆妮娜,上小学时,看到她耳朵上挂的耳环,很羡慕,便也想扎耳洞。她给妈妈一说,阿姨竟然大方地告诉我,凡是想扎耳洞的同学都可以来。于是,我们十几个小女孩在她家院里排成一队,阿姨一只手拿着根缝衣针,一只手拿着两粒黄豆,穆妮娜则拿着一团面疙瘩和几根棉绳给阿姨当助手。阿姨先拿黄豆夹住我的耳垂轻捻,一会儿,就没什么感觉了,还没缓过神儿呢,针已经穿过了,用一小团面疙瘩在棉绳上一粘,在耳洞旁擦点清油,便成了。不大的工夫,十几个人耳朵上都挂上了面疙瘩,大家摇头晃脑的好开心。
      小时候,最喜欢去爷爷家,总是一进巷子,身后就簇拥了一帮小巴郎小克孜,一叠声地叫着我的乳名:“叶子回来了、叶子回来了。”他们总是把燕子喊成叶子,他们一叫,我就欢快地答应,就当自己叫叶子。
      爷爷辈上三兄弟,各自有七个儿女,爷爷是五儿两女。过年时,一大家子人聚齐,妯娌间比的是日子的殷实、孩子的学习、教养。那时候,我们敢让父母一时不痛快,他们就能让我们一年不痛快。你什么时候犯了错挨骂时,都会从年三十这一天的账算起。
      在爷爷面前,饭粒馕渣都是要吃干净的,不小心掉地下了,立刻要捡起来。孙子辈都相信爷爷说的——踩了食物的人眼睛会瞎掉。
      都说人不可貌相。爷爷却告诉我们说,“人是可以貌相的。家教看站姿,品位看衣服,德行怎么样,一起吃一顿饭就知道了。”
      大年三十的年夜饭,虽是孩子们坐一桌,却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一桌的饭菜,只敢夹自己面前的菜吃,如果你胆敢越过面前的饭菜去夹“别人门口”的菜,一定会有人及时报告爷爷。一桌大人惊讶的眼神会从孩子身上转移到他母亲身上,那滋味不亚于一片小刀子飞过来。
      而且所有孩子都要切记,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什么病了、死了、走了、拿煤去,通通是忌讳。
      物以稀为贵,爷爷的孙子多,所以除了对长孙有些偏爱外,对其他孙子孙女都是比较严厉的。
      为了讨爷爷一句表扬的话,我们都使劲表现。比如一早起来掏炉灰,然后去煤房子砸好煤块架火,给大人热好洗脸水。再比如扫地、扫院子、择菜,只要是大人一拿什么,你就去抢着做,而且还要做好,这就会被赞一句:“这孩子有眼力见儿。”被夸得多的孩子在一堆堂姐妹中就有了威信。
      最悲催的是有一年,比锅台高一点儿的我看见爷爷在炒豆沙馅,就冲上去夺下锅铲,那一锅糨糊样的红豆沙不断地冒着泡往手上溅,必须快速搅动,泡泡才不会跳那么高,一锅豆沙要炒到不粘锅就可以了,因为那次表现好,爷爷说,以后这活儿可以给我干了。打那儿以后,我上瘾似的爱吃红豆沙。
      小学四年级的春节,妈妈给我买了双时兴的旅游鞋,谁知一进院子大门,爷爷就掉了脸子,毫不客气地对我说:“大过年的,穿一双孝鞋,还不快换掉。”从那儿以后,我再不敢戴白色帽子、穿白鞋子出现在爷爷面前。如今,哪怕是一个洗头的白毛巾,我都要用红丝线在上面缝个小花才用。
      从小,我们用完的作业本是不敢随便乱扔的,哪个孙子扔一张废纸都会挨一顿笤帚疙瘩。打完了,爷爷讲个故事教育我们:早年,汉人街东头有个道观,那破败道观里的老道经常在街头巷尾用一根长铁丝钩地上所有的纸片,再拿回道观烧掉。老道总说:祖宗文字不能被人践踏。
      尽管爷爷不在了,但他留下来的这些规矩已然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馕要小块小块掰着吃,馕渣饭粒绝不敢踩在脚下,吃饭不能发出声响,正月里不买鞋子,头上不戴纯白的帽子……
      如今,汉人街仍是伊犁最具特色最热闹的巴扎,以“津帮八大家”为代表的大十字也依然是乌鲁木齐的繁华地,曾经的“百艺进疆”,曾经的杨柳青味道就像雨水渗入沙土一样,表面上它们是消失了,实际上它在土壤里存留着,并且为生生不息的血脉输送着营养。

      本栏目由天津市西青区新闻中心、新疆(天津)商会、新疆赶大营历史研究会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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